在社会学中，“角色” 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人们处于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具有多重性，是一个角色丛。在每一天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都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与之相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当来自于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角色冲突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角色间的冲突，即不同角色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它常常是由于角色利益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人们没有按照角色规范行事等原因引起的。二是角色内冲突。即由于多种社会地位和多种角色集于一人身上，而在他自身内部产生的冲突。男性农民外出务工使婚姻、家庭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抵触和对立，有些甚至妨碍了留守妻子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在婚姻家庭和谐的乐章中，插入了不协调的音符。

（一）夫妻社会生活地位的差异导致婚姻情感关系的脆化

第一，经济地位的差异。外出打工农民与在农村劳动时期相比，经济收入几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的纯收入远远高出务农的收入。务工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大于妻子，家庭内部的权力天平倾向于丈夫的一边。事实上，由于丈夫的外出，留守妻子肩负着农活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她们对家庭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种不用金钱表现出来的贡献往往不被承认，甚至被忽略。

第二，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差异。丈夫进城务工以后，无论是在外在形象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上都有所改变，他们模仿城里人，向城里人靠近。虽然在很多方面农民工与城里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没有能够完全地融入城市生活，但是他们与留守妻子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这种差异使农民工自我感觉“洋气”、“自信”，而在他们眼中，留守妻子则“老土”、“猥琐”。

第三，心里层面上的差异。城市生活对务工丈夫心理层面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如消费观念、婚姻观念、男女平等的观念、生育观念等。特别是从农民工阶层分化出来的“农民工大款”，当他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数量，消费观念和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觉得难以与在农村跟土地打交道的妻子交流，认为她们缺乏情趣，没有女人味。于是，一部分农民工大款，在城市里“包二奶”，养“小老婆”，更有甚者要抛弃糟糠之妻。因丈夫长年外出打工，许多留守妻子遭遇了婚姻“红灯”。

廖某的丈夫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外出打工，后来联合自家几个兄弟在深圳做电脑生意，买了私家车，但是廖某说从来没有跟丈夫去外面风光过。她说知道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也就这个问题与丈夫争吵过几回，但没有其他更好的反抗办法。她说：“我不敢跟他吵，我一闹，他就说他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没有与我离婚，我怕我闹了他会真的跟我离婚。”她现在俨然家中的一个保姆，靠丈夫偶尔寄钱回家，抚养着两个孩子。

上述情况中，妇女往往不会提出离婚。农村妇女收入贫乏，她们无法做到经济独立，离婚之后，其生活水平将明显下降，而且农村女人的再婚前景非常悲观。然而当男性提出离婚，她们又不得不接受，因为婚姻名存实亡。这些遭遇婚姻“红灯”的留守妇女就长久处于这样一种对丈夫经济的依赖和与丈夫感情破裂的矛盾当中，无法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二）留守妻子家庭角色的变化致使其与家庭成员关系的紧张

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是密切，他们之间的意见反而越容易产生分歧，不尽一致。在经常的和密切的接触中，冲突本身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密切关系并不掩盖冲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农村家庭中，男性的外出使女性承担的家庭角色增多，既要履行儿子的义务，又要承担父亲的职责，往往容易造成妇女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紧张。首先，面临与公婆之间的关系疏远。公婆与儿媳的关系是以婚姻形式为基础产生的一种非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因为关系纽带的缺失，即，丈夫的离开，变得松弛。在大部分农村，公婆都不太信任自己的儿媳，尤其是在儿子离家之后，他们或向乡亲们，或向自己的儿子倾诉儿媳的“不孝”，有时甚至会故意刁难。在“百行孝为先” 的社会环境下，“默默忍受” 是留守妇女的惟一选择。

唐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育有3个孩子，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主要是帮人干油漆活，收入不低，一年能寄回家一万多元。公婆认为儿媳应该从自己儿子的“不菲”收入中分出更多一部分来赡养自己，但唐某说：“一年一万多块用来买农药、化肥，养育孩子，没有多余的，两个老人要说我闲话，随他们去，我当作没有听到。”可想而知，两代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

其次，面临着教育子女的尴尬。父亲长期在外对孩子们形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孩子对父亲的印象模糊，对母亲极度依恋。在这样环境下生活的孩子常常带有一定的恋母情结。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孩子与父亲相处的时间短，了解较少，容易把父亲塑造成自己的崇拜对象，而对母亲则相对轻视，有些孩子甚至对母亲产生抵触情绪，加之妇女在农村的地位较低，力量也较薄弱，因而，丈夫不在家，妇女有时对自己的孩子束手无策。

（三）丈夫角色的缺失加大了妇女的社会压力

农村留守妻子的“丈夫角色缺失” 不是一种名义上，而是实际意义上角色缺失。从表面上看，她们是有夫之妇，而实际上，她们都是一个人独当一面，丈夫常年在外，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留守妻子的身上。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给她们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首先，体力劳动压力增大。随着青壮年男子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模式，即：丈夫下地耕种，妻子留守在家中操持家务的模式被打破。过去主要由男人完成的农业生产，现在由留守妇女来承担。农村妇女的“主内”范围已经从家中的锅台、院子延伸到了大田。据大部分留守妇女反映：“丈夫外出后，最大的困难是农忙时缺少劳动力”。农忙时节是留守妇女最累、最苦的季节。除了农业生产上的负担，女性仍要做家务、教育子女、照顾老人。来自生产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往往令她们不堪重负。

刘某说：“丈夫在外我主要的困难是干农活。我们这里人均田有一亩多，家里两个孩子，两个老人加上我们夫妻总共6 口人，就有七亩多水田，基本靠自己干。农忙时节，跟别人换换工，累死人呀。婆婆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一旦家人有个三病两痛的，我都不知道该顾哪头。” 刘某那因劳累过度而明显瘦弱的身躯已经告诉我们：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农村留守妇女身心俱疲。

其次，心理上的压力增大。在农村，男人是家里“顶梁柱”，男人不在家意味着这个家庭缺少一个撑腰的人，他们留守的妻子在社区和村落中便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娱乐设施少，娱乐方式陈旧，女性的活动范围有限，跟男性在生产生活方面见面的机会多。在熟人社会的条件下，农村留守女不得不容忍农村男性的粗痞话，甚至容忍他们把自己作为性侵犯和取乐的对象。也有些留守妻子因长期的性压抑，经不住男性的引诱和骚扰而“红杏出墙”。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妇女道德败坏，另一方面也是处于某种无奈：留守妇女的生活条件过于艰苦、缺乏丈夫的关心而自身又难以调适，这是她们做出此选择的重要因素。